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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交流与讨论的方便，本文采用多数学者支持或默认的通说，以展示这三个语词的不同意涵。

新《行政诉讼法》第49条基本沿用上述内容，仅于第(一)项作了更高要求的改动，即过去在原告资格的认定上采主观标准(原告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如今则改采客观标准(法院判定原告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19]因《联邦德国行政法院法》对立案程序的规定不够详尽，实践中，立法空白部分参照民事诉讼处理。

依前文分析，相对模式下的立案登记制是对以诉状为载体的起诉要件进行形式审查。无论在立法技术还是理论指引层面，这种中国式的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都极不成熟，与域外经验不可等同视之。[10]综上所陈，新《行政诉讼法》中的登记立案是在固守旧有立案审查制思维的内核下，以立案登记之措辞加以粉饰的产物。[18]参见[法]让·文森、塞尔日·金沙尔：《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下册)，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713、800页。相比而言，域外实施立案登记制的国家并不强调起诉条件、立案等概念。

[37]参见蔡志方：《行政救济法新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70页不过，行政协议作为一种合意的处理行为，仍具有高权性。所以第4条才应该解读为第二维的平等，有人提到这里应不排除自愿的（如劳雇间的从属关系），或非自愿的（如父母与未成年子女）进入不平等关系，求全的话确实可以说得更明白一点，把非自愿的例外情形，即行为能力有欠缺者明文除外。

分编的问题当然不止于此，大陆学者对于同属私法的民商法间的暧昧关系，说合实分，说分又经常回到民法找规范，多主张制订民法典时已不能再予回避，有学者比较整理过去二十五年24部新民法典的法典化策略，按商行为和商组织由民法典或商法（特别法或商法典）规定共分成四类：大合一小合一小分立大分立，发现明显的主流趋势是整合度第二高的小合一(指仅商合同规定于民法典，商组织仍留特别法规定，共18部民法典可归类于此）。比如2003年由梁慧星主持提出的七编建议稿：总则、物权、债总、合同、侵权、亲属、继承，共1924条。不同之处是继受了《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第1章），舍弃了客体之一的物，留到物权去规定，以及有关担保提供的专章。不同于大而全的民法典(如意大利民法典）或部门民法，坚守普通法定位的民法典不需要引致任何特别法，反倒是特别法基于立法经济考虑常常概括引致民法典（本法未规定者依民法规定）。

法律行为重启物权变动争议 德国民法发展出来的法律行为概念，统摄所有源于自由意志的私法行为，可说是逻辑归纳的精致产物，对于身份行为也许不太能提供许多重要的补充规范，但对于财产行为却开创了很大的交易空间。早期知识产权法的学者还对入典有相当憧憬，整理出近百条的通则规定，近年则多倾向于继续以特别法的方式存在，但要不要另订微型的法典，则仍有争议

民法学者所强调的独立性，如果指的不过就是立法技术上的一种抽离，并非有意在意识形态上自外于宪法，而宪法学者所强调的宪法自觉，也不过强调民法不能自外于宪法，未必要民法典去承担宪法课与国家各种公任务的达成'这场争论大概也可以就此化解。而且剑及履及的分配工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其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法学会则是共同参加单位，2016年7月即已向社会公布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并说明整部民法典的立法计划，2017年3月如期完成总则的立法，接下来计划再用最长三年的时间审议其余各分编。总则不同之处是继受了《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第1章），舍弃了客体之一的物，留到物权去规定，以及有关担保提供的专章。所以法典体系化的程度越高，对于立法和法律专业的教育越能产生正面的影响。

几位宪法学者从宪法的最高法地位出发，一方面强调私法自治理念已历经变迁，另一方面指出宪法也不再仅以规范统治者为务，20世纪现代民族国家的法制发展，也大都肯认宪法内含价值对社会的拘束性，始有宪法私法化的纵横并进。另外一个规定则是第9条有关保护环境的原则，原草案还另在有关权利行使的章中有一条遥相呼应，终未纳入，此一原则相信是呼应徐国栋教授绿色民法典的思维，从中立原则出发，会认为包括环境政策在内的各种反映时代思潮的良善政策仍应留给特别法去规定，以贯彻民法典仅就平等主体间的基础关系加以规定的结构性原则。因此面对以总则带路的新一波民法典尝试，不能不仔细观察的是，这样的来回摆荡，是不是到了终局确定的时候？所谓的编纂民法典，到底是何种意义的法典？ 总则在法制和经济上的意义 如前所述，大陆民事法的基本到位，本来是2011年官方就已经确认的事，在这些单行法的基础上再编纂一部民法典，如果不能创造超出原来诸法已经储备的规范能量，其意义何在？以立法者明确宣示的三项目标而言，仅仅把既有的法律从形式上汇编成一部法典，既不可能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不会对人民权益的保障有何改善，当然也看不出来和完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有何关系。另一方面，物权关系采法定原则，宁属契约自由原则的例外，先债后物也较符合普通特别关系。

提出括号前的方法随着德国民法典也被许多民法典使用，有些情形甚至已经比德国民法典操作得还要到位。2014年重新吹起编纂民法典的号角，这些学者努力的成果，加上最近十年个别领域产出的教科书和论文，提供了法教义学的丰富资源，已可比拟19世纪末期德国编纂民法典的盛况，最终会产生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大家都拭目以待。

这里说的平等，也常被解读为第二维的平等，果如此，第4条即成了赘文。放眼国际，这无疑会是继具有高度代表性的西欧荷兰民法典和从社会主义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俄罗斯民法典之后，最受瞩目的一件大事，当然有高度的研究价值。

以自然人和法人统摄财产和身份关系的主体，法律行为统摄其行为，虽于身份关系较为勉强，在一百年前的德国民法即因此备受批评，但总则的实践仍显示其面对一个世纪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各种新型法律关系所储存规范的重大功能，应可认为已经通过考验。提取公因式以形成有机组合 至于总则该放进哪些规定，争议相对较小，整体而言，它和开风气之先的德国民法总则在结构上相去不远，权利义务和法律行为的主体是一个重点（第2、3、4章），民事法律行为（第6章）加上相关的代理（第7章），条文数虽少于前者，仍应该算是真正的主轴，另有关于时效的规定（第9章）及技术性的期间计算（第10章）、附则（第11章）等，足可凸显私法自治作为民事基本关系的大原则。将就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自成体系的现实，而把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往二法里面塞，立刻会发现，无因管理放在合同法总则问题还不大（本来就是准合同），其功能主要在填补合同法与侵权法不足的不当得利法又当归何处？ 如果再考虑，约定之债和法定之债共同的债务不履行、多数债权人或债务人、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乃至债权关系消灭的问题，应该会同意瑞士、德国民法典以债编总其成，运作起来还是最为顺畅，也较能储存未来社会发生更多变化所需的规范，荷兰民法典以债法通则独立成编来总其成，意思也一样。物权法为了满足和谐社会的需求还承担了一部分土地管理法的功能，连征收补偿都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显然已经不只是处理基础的自治关系，因此里面也不断引致其他法律的规定。这种垂直切割的民事立法，特别是对于一个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的社会，正因为公私法的纠结还难以理清，会有特别明显的好处。一个世纪前又因德国民法典的问世，带动了制订民法典的风潮，在风格上不尽相同的瑞士、巴西民法典等一一出台，明显受到德国民法典影响的则有苏联、土耳其和遥远的日本、泰国、中国。

另有关于民事权利（第5章）与民事责任（第8章）的专章，不同于德国民法总则的权利行使与正当防卫。但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法典摇篮的西欧即开始出现质疑法典价值的声浪。

各版基本上都作了大部分的整合（既有法）和消化（外国法典)的工作，只是梁版传统，徐版浪漫，王版中庸，可谓各有千秋，漪欤盛哉。但环境确实已经是世人无可回避、也不能走回头路的议题，正如前面在比较无争议的人性规则外，也肯认了具有指导性质的效率规则，环境思维背后的资源可持续性好像也可从古老的罗马法得到相当的印证，并反映于近代的民法典上。

道理如此明显，所以笔者认为立法者未必真的有封闭体系的想法，或许只是想让法官造法的问题由实务和学说去发展。这些体例的安排一方面有部门民法的思维——相关的事物尽可能兜在一起，另一方面可能也有安置通则规定的想法。

这一规定，将来有机会还是以调整为宜。应有部分、债权、物权、知识产权、营业秘密、股份、配额、次序、机会还是其他的财产利益，只问这里涉及的是可登记还是不可登记的财产利益。所谓2.0版的潘德克吞模式强调的就是扩大系统容量和提供更鲜明的选项或参照（benchmark)。作为一种实用的社会规范，法律的体系化追求不可能只是基于一种单纯的美感，体系化最原始的功能还是在帮助找法，法律适用所形成的教义学，又会不断强化体系。

特别是对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公私问题夹杂，最好一次讲清楚，而不必在普通一特别之间来回逡巡，机关和民众都很难跟得上这样的法典模式。民法典的放空，不但无碍于各种社会经济立法对分配正义的落实，反而因为本身的功能单纯而更可凸显其体系营造的效益，如果正确理解德国民法典其实自始即未承担任何社经模式，就知道它的高度稳定，到今天也没有真正地走到解法典化与再法典化，就是普通法模式成功的最好证明。

民法典的原则取向风格，到了侵权责任法再被问题取向（casuistic)风格取代，医疗责任、环境责任这些必须结合相关行政法来形成完整要件的侵权责任，其背后的公共政策思维，多大程度上可以抽象化为普通法内过错责任的例外，同样不够清楚。至于债先于物，一方面，符合一般事物的序列规则。

这些绿色民法典提出的进步规定，目前总则未见收纳，未来各分编会不会照单全收，也不得而知。此处或许反映了立法者对于明文授权的担忧，不过民事法官终究还得作出裁判，因此要追求真正的稳定，还须靠法学教育和法教义学的深耕、法院审级的金字塔化。

各分编的配套整合遗大投艰 表面上看起来现有的五分编都已先后完成且施行有年，应该可以参考当初国民政府制订民法典所采分段通过立法、一次合编成典的先例，在屋顶加盖总则后，即把编章节条重排理顺而完成新典。无论如何，即使都只在法典中得到确认，以何种形式落脚，仍需要不少讨论。就此而言，可能也只有普通法的民法典才足以为新经济关系起到框范的作用，也就是无论如何还可以回到最抽象的基本原则规定，不但市场参与者得据以自治，政府得据以作政策引导，发生争议也可由司法者去作权衡，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四中全会决议是把编纂民法典置于法治经济的项目下。类此民法是民法，宪法是宪法的观点多年前也曾经在德国引发争议，我猜想不少国家也会出现。

因此内容固然各有千秋，谈起民法典的体系化，到今天仍然不出这个基本套路。在部门法化和法典化间摆荡 普通法取向的民法典对于社会经济体制剧烈转变的国家，确实会有较大的适应困难，花许多时间研订一部高度抽象且几乎都不能完整处理任何重要问题的民法典，有时显得过于奢侈。

反过来看，越是肩负意识形态重任的民法典，越难逃过反复解法典化与再法典化的命运。只是合同法特别肥大，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规范量相对要小很多，侵权责任法则居中，环肥燕痩的结构有欠均匀，从这个角度来看，荷兰民法典的整合方式倒也不失允执厥中。

总之，民事责任和民事权利不是不能于法教义学发展到更成熟时提取更高的公因式，如有关主客观责任条件、赔偿与补偿、金钱或其他利益的返还等，或有关权利种类、内容的意定或法定，相对或绝对等，提出一般性的原则，如果既不是普通一特别，也不是共同一个别，只是对分编或特别法上已经规定的重新在总则上作总点名，可说毫无意义，有时还会无中生有地制造无谓争议。不过仔细阅读绿色民法典的相关主张会发现，这里涉及的价值权衡一一如发展与环保一一既仍须交由政治部门审时度势去作阶段性决策，绿色民法典中某些明显可归类于公共政策主张者，如控制生育、环境权人格权化等，显然更适宜借助公法工具，以维持民法典的政策中立（中立原则）。